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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1-26T12:34:24Z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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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[中医]]的病因学说，自春秋以迄六朝，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“千般灾难，不越三条”的概念，奠定了“[[三因]]学说”基础。即以[[六淫]]为内容的[[外因]]学说、以[[七情]]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、房室、刀刃伤为内容的[[不内外因]]学说。隋唐时期[[医家]]本着医之作也，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”（[[巢元方]]《[[诸病源候论]]》序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5年）的精神，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，在[[病因学]]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。其特点为：开展一个病一个[[证候]]的研究，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：以[[证候分类]]，注意同类间的鉴别；证候与病因结合、证候与[[脏腑]]联系；并注意预后的分析。

'''一、逐个病研究，探索病因'''

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，隋.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之成就最为卓越。该书分为67门，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，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。《[[千金要方]]》、《[[千金翼方]]》和《[[外台秘要]]》也多先论病因证候，后述治疗医方，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，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，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，或则以其新的认识，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，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。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和《外台秘要》也多先论病因证候，后述治疗医方者。

（一）乖戾之气学说

《诸病源候论》在对[[伤寒]]、时行、[[温病]]等的研究中，发现了这些病都由“乖戾之气”引起，如，伤寒、时行、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，唯[[葛洪]]在《[[肘后备急方]]》，中提到了温病是“其年岁中有[[病气]]兼挟鬼毒相注”而成，号曰[[疠气]]，但挟鬼毒，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。而《诸病源候论》已不满足以[[外感]]六淫说明[[外感病]]之病将伤寒、温病、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“乖戾之气”而致病，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，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[[传染性]]。

（二）虫致病学说

虫，作为病因之一，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。如[[蜈蚣]][[螫伤]]，蜂叮咬之类，隋唐医家对诸如[[尸注]]、[[鬼疰]]、[[麻风]]等病均认为是“虫”引起之病，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，而赋于“虫”说更深更新的意义。

对尸注、死注、[[飞尸]]、鬼疰等病（类似今之[[肺结核病]]），《诸病源候论》认为是因“人无问小大，腹内皆有尸虫。尸虫为性忌恶，多接引[[外邪]]，共为患害”（同①卷47，P，250）而致。作者相信，尸注、鬼注等病都因有“尸虫”客观存在而致。虫之由来，则为“人有病注死者，人至其家，染病与死者相似，遂至于死，复易旁人，故谓之死注”，很明显，这是[[接触传染]]所致；“人死三年外，魂神因作风尘，著人成病，则名[[风注]]”，这已涉及空气[[飞沫传染]]：“坐席钦啖，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[[五脏]]。……故谓之[[食注]]”，此为经过饮食等[[消化道传染]]，《诸病源候论》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，对尸注等病的[[传染途径]]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。

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对[[疥虫]]的逼真描写，对“寸白虫候”“[[蛲虫]]候”的科学论断，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。

（三）体质差异学说

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，《诸病源候论》对于有的人[[晕车]]晕船，指出“持由质性自然，非关宿挟病也”（巢元方《诸病涛候论》卷10，P217，P219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此外还有对[[漆疮]]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，所出现的不同情况。

'''二、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'''

隋唐医家对[[病症]]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，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，并且有所发现，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。

“[[风为百病之长]]”，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，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。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[[风偏枯]]、[[风痱]]、[[风懿]]([[风癔]])，特别是[[孙思邈]]将三者并列，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，表明作者已意识到[[偏枯]]、风痱、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[[脑血管意外]]疾患，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，同时，也存在着内在联系，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。

对[[虚劳病]]，《诸病源候论》以七十五论阐述，是历代医书述及[[虚劳]]最详细者。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，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[[结核病]]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，如[[虚劳盗汗]]、虚劳[[骨蒸]]、虚劳[[寒热]]、虚劳[[咳嗽]]、虚劳[[唾血]]、[[呕血]]、[[衄血]]以及[[不能食]]、[[不得眠]]等，在肺核初期、[[浸润]]期都可发生；而虚劳兼痢、虚劳秘涩([[便秘]])、虚劳心[[腹痛]]则发生在[[肠结核]]时；虚劳[[症瘕]]为[[肠系膜淋巴结核]]；虚劳[[小便难]]、或[[小便余沥]]、[[小便]][[白浊]]、虚劳[[尿血]]则为[[泌尿系结核]]的常见症，虚劳无子候则为[[生殖]]系[[结核]]。虚劳导致无子，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。而将[[盗汗]]、咳嗽、唾血、痢、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、咳嗽诸症，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，唐代医家[[崔知悌]]《灸骨蒸法国》则曰“骨蒸病者，亦名[[传尸]]，……其为状也，发干而耸，或聚或分，或腹中有块，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，多者乃至五六，或夜卧盗汗，梦与鬼交通，虽目视分明而[[四肢无力]]，或上气食少，渐就沉羸，纵延时日，终于溘尽”。（《外台秘要》卷B，P351～352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[[淋巴结核]]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。

唐代办思邈对[[附骨疽]]的论述，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，“如疮不差，差而复发，骨从孔中出者，名为[[骨疽]]”。与[[现代医学]]对好发部位，病程认识，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，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[[缓疽]]、[[瘭疽]]及[[贼风]]等区别开来，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。

此外，对[[脚气病]]，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。对[[瘿病]]症状“瘿上[[短气]]”、“瘿上气[[胸满]]”、“[[瘿气]][[面肿]]”（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卷21，P441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，对[[反花疮]]的描述（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卷35，P187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则是对[[癌症]]的最早记载，[[蔺道人]]的《[[理伤续断方]]》中，首先提出了“[[破伤风]]”之病名，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“[[伤痉]]”、“发痉[[口噤]]”、“[[金疮中风痉]]”、“[[金疮]][[中风]][[角弓反张]]”等得到了统一，并沿用至今。

'''三、证候分类与鉴别'''

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，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，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，认识得到了深化。孙思邈的成就，就反映了这一特点。

首先，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，突出了“方证同条，比类相附”孙思邈又以[[脏腑辨证]]法，将证候按脏腑分类。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、五腑，这与现比[[解剖]]概念相符合。如在肺脏证候中，除一般常见之喘、嗽、[[肺痿]]、[[肺痈]]、[[吐脓血]]、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，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，飞尸鬼疰类之[[肺结核]]，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，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。

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，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。如[[外科]]的瘭疽(类似今之比[[脓性指头炎]])和代指（[[甲沟炎]])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，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，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，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，并指出代指有缘[[爪甲]]边结脓之特症，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。（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》卷22，P.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），又如贼风和附骨疽，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，指出贼[[风痛]]而无热，久不[[化脓]]和附骨疽痛而[[壮热]]，久则化脓这些特征，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，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，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。

'''四、注意预后分析'''

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，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。“[[治未病]]”的思想在《[[黄帝内经]]》早已提出。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，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，从而及早预防，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，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。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，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。

病由于[[糖代谢]]失常，机体[[抵抗力]]减弱而易罹[[感染]]，并易导致[[败血症]]之发生。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，令人叹服。

《诸病源候论》中，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，如其曰“([[黑疸]]候)黑疸之状，苦小腹病，身体尽黄，额上反黑，[[足下热]]，[[大便]]黑。是夫[[黄疸]]、[[酒疸]]、[[女劳疸]]，久久多变为男疸”，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[[黄疸病]]、酒疸及女劳疸，日久不愈，均可变为黑疸，乃久病及肾，肝[[肾虚]]衰，瘀浊内阻之故。此时治病就棘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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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学通史/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- 版本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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