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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01-26T12:35:44Z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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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是中国药物与[[方剂]]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。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，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。以《[[神农本草经]]》和《[[伤寒杂病论]]》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。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“[[本草学]]经典”和“医方之祖”，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，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== 一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反映的药物成就==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为先秦至秦汉[[药物学]]的集大成之作，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。

'''（一）创设药物分类法'''

《[[本经]]》问世以前，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，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，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。

《本经》首创上、中、下[[三品]]分类法。

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、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，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，[[陶弘景]]在《[[神农本草经集注]]》中指出：“上品药性，亦皆能遣疾，但其势力和厚，不为仓卒之效……。[[中品]]药性，疗疾之辞渐深，轻身之说稍薄，於服之者，祛患当速。而延龄为缓……。[[下品]]药性，专主攻击，毒烈之气，倾损中和，不可常服，疾愈即止……。”

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，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，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。对汉代及其以前按“草木虫石谷”“[[五药]]”分类法有所发展，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，有着启发作用，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'''（二）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'''

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发展了[[君臣佐使]]药物[[配伍]]的学说。《本经》云：“药有君臣佐使，以相宣摄合和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，又可一君[[三臣]]九佐也。”君药即[[主药]]，在方中起主导作用，臣、佐、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。

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[[七情]]合和的学说。《本经》云：“药有[[阴阳]]配合，[[子母]]兄弟，根叶华（花）实。草石骨肉，有单行者，有[[相须]]者，有相使者，有[[相畏]]者，有[[相恶]]者，有相反者，有[[相杀]]者。凡七情合和当视之，相须相使者良，勿用相恶相反者。若有毒宜制，可用相畏相杀。不尔，勿合。”

发展了关于药物[[四气五味]]的理论。指出了关于药物[[性味]]、采集时间，干药收藏，地道药材，主熟炮炙，真伪鉴别，宜新宜陈等。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、加工等理论。

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。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。

'''（三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'''

《本经》指出：“凡欲治病，先察其源，先候[[病机]]，[[五藏]]未虚，六府未竭，[[血脉]]未乱，精神未散，食药必活。若病已成，可得半愈。病势已过，命将难全。”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，进行考察，以免妄药。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，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。“若[[毒药]]治病，先起如黍粟，病去即止，不去倍之，不去十之，取去为度。”在使用有[[毒性]]的药物时，其用量应根据病情，宜从小剂量开始，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，以愈为度。

'''（四）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'''

如《本经》所载：[[人参]]“主补五藏，安精神，定[[魂魄]]、止[[惊悸]]，除[[邪气]]，明目，开心，益智。”菊华（花）“主[[风头眩]][[肿痛]]，目欲脱，泪出，[[皮肤]]死肌，恶[[风湿痹]]，久服利血气。”[[黄芩]]“主诸热[[黄疸]]，……，逐水下[[血闭]]，[[恶疮]]、疽蚀[[火疡]]。”[[黄连]]“主热气、[[目痛]]……，明目，肠，[[腹痛下利]]，妇人腹中肿痛。”[[当归]]“……，[[温疟]][[寒热]]洗洗在皮肤中，妇人[[漏下]][[绝子]]，诸恶[[疮疡]]。”[[海藻]]“主[[瘿瘤]]气，颈下核，[[破散]]结气，……。”等等。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，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，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，如人参补益、[[麻黄]][[定喘]]、黄连[[止痢]]、海藻治瘿等，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。《本经》还对炼丹术、丹药，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，也给予记述。

但是，在《本经》中还杂有一些“神仙方术”、“长生不死”等迷信思想，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。

== 二、丹药、石药==

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，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，特别是东汉时期[[炼丹]]士与道教联盟，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。

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，实际上却对于药物[[化学]]的发展多有贡献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[[曾青]]、[[空青]]、[[石胆]]、[[朴硝]]、[[消石]]、石流黄、[[铅丹]]、[[石钟乳]]等及其提炼物。《[[周易参同契]]》记载了[[鼎炉]]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[[汞]]、铅、[[硫黄]]、胡粉、铜、金、[[云母]]、[[丹砂]]等。炼丹所得结果，可作[[外疮]]用药。武威汉简《[[治百病方]]》中载有用丹药治[[麻风病]]的方剂，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、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。

== 三、《伤寒杂病论》对方剂学的贡献==

方剂学的成就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主要贡献之一。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，《汉书.艺文志.方技略》记有[[经方]]11家，274卷，但魏晋以后已亡佚。东汉末年成书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必然对秦汉以来[[医家]]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。它以[[六经辨证]]和[[脏腑]][[辩证]]为准则，灵活[[地运]]用于[[外感]][[伤寒]]与[[内伤杂病]]的治疗中。

据统计，《[[伤寒论]]》收载方剂113首（其中[[禹余粮丸]]有名无方，故实为112首），《[[金匮要略]]》收载方剂262首，除去二书重复者，实得269首。《伤寒论》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，如[[桂枝]]汤类19方，麻黄汤类6方，[[葛根]]汤类3方，[[柴胡]]汤类6方，[[栀子]]汤类7方，承气汤类12方，[[泻心]]汤类11方，[[白虎]]汤类3方，[[五苓散]]类4方，[[四逆]]汤类11方，[[理中]]汤类9方，杂类22方。《金匮要略》中方剂较《伤寒论》更为丰富，如其分[[痰饮]]为四种：痰饮、[[悬饮]]、[[溢饮]]、[[支饮]]，分析其病机，辨别其寒热：选用方剂达16种，涉及药物30种。

从对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方剂的分析来看，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，已相当严格，达到很高的水平，用于治疗[[伤寒病]]太[[阳经]][[表实证]]的[[麻黄汤]]，药只四味，但配伍法度严谨，选药精审恰当，再者，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，如用于治疗[[中风]][[表虚证]]的[[桂枝汤]]，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。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，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。

在方证结合方面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、以法系方、据方用药的准则。如“以下有痰饮，[[胸胁支满]]，[[目眩]]，[[苓桂术甘汤]]主之。”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，阻碍虚阳所致，方中用[[茯苓]][[健脾]]淡渗，桂枝[[温阳化气]]，[[白术]][[运脾]][[燥湿]]，[[甘草]][[调和脾胃]]，共奏健脾[[渗湿]]、温[[化痰饮]]之效，而所依之法，则在于“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”。[[理法]]方药，契合得当。

在[[剂型]]方面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，有[[汤剂]]、[[丸剂]]、[[散剂]]、[[酒剂]]、[[洗剂]]、[[浴剂]]、[[熏剂]]、[[滴耳剂]]、[[灌鼻剂]]、[[软膏剂]]、[[肛门]][[栓剂]]、[[阴道]]栓剂等。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，有助于疗效的提高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，疗效可靠，如[[白虎汤]]治[[暑温]]、[[茵陈蒿汤]]治黄疸、[[白头翁汤]]治[[痢疾]]等等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，并尊为“经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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